为什么增长不可能是绿色的

Title: Why Growth Can’t Be Green
Original: Link
Author: Jason Hickel 12/09/2018
Translator: Elephi Dong 17/09/2018


新的数据表明,你可以支持资本主义或者支持环境保护,但很难两者兼得。

配图 Joan Wong (为外交政策杂志)

对生态毁灭的警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主要的报纸,包括卫报(The Guardian)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持续刊登关于土地耗尽、森林砍伐、鱼群数量和昆虫数量减少的警示性消息。这些危机都是拜全球经济增长所赐。针对经济增长伴生的那些破坏了地球大气、冲破这颗行星的生态关键边界的消耗,科学家们警告说必须尊重现实,避免触发崩溃。

许多政策制定者作出回应来推动所谓“绿色增长”。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他们说我们将使用更有效率的技术并且引入正确的激励(incentives),我们在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对自然世界的影响(这些影响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技术术语上来说,目标是达到GDP和自然资源使用的绝对脱钩(decouple)。

对于一个灾难性的问题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优雅(elegant)的解决方案。 只有一个障碍:新的证据表明,绿色增长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的灵丹妙药(panacea)。 事实上,它甚至不可能。

绿色增长这个模糊的词汇首先是在 2012 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可持续发展论坛出现的。在会议之前(In the run-up to),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经济计划都发表报告来促进绿色增长。今天,它已经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core plank)。

但是,绿色增长的承诺更多地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基于证据。在里约会议之后的几年,三项主要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得出了同样的令人不安的结论: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GDP和资源使用绝对脱钩也是不可能的。

德国研究员 Monika Dittrich 带领的一支科学家团队,在 2012 年首先发起了质疑。团队运行了一个复杂的计算机模型,预测了如果经济增长按照现在的轨迹,增长大约2-3%的话,全球资源使用率会怎样。研究发现,人对自然资源(比如鱼、家畜、森林、金属、矿物质、化石燃料)的消耗,将从2012年的70亿公吨,增长到2050年的180亿公吨。作为参考,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水平每年约为50亿公吨 – 这是我们在2000年就已经破坏的限制。

团队随后重新运行了模型,观察如果地球上的每个国家如果立刻展开有效的资源利用(这是极端乐观的假设)会发生什么。结果的确有所优化,资源消耗在2050年将只触及93亿公吨的资源消耗线。但这仍然比我们今天的消费多很多。消耗这些资源并不能如描述的那样实现绝对脱钩或者绿色增长。

2016年,第二支科学家团队测试了不同的假定:一种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同意的超越了现有最佳实践的方法。在最好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假设了一项税收,将全球碳价格从每公吨50美元提高到236美元,并设想了技术创新,这将使我们使用资源的效率翻倍。但模拟结果和 Dittrich 团队的结果一样。在这些条件下,如果全球经济持续每年增长 3%, 我们仍然会在 2050 年触及95亿公吨的资源消耗线。底线:没有绝对的脱钩。

最终,在去年,联合国环境计划 — 曾经是绿色增长理论最主要的吹鼓手,参与到了这场辩论中。它测试了碳价格高达573美元/公吨,对资源开采税征税,并假设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推动了快速的技术创新的场景。结果呢?我们在 2050 年触及 132 亿公吨的资源消耗线。这一发现比之前两个研究团队的结果更糟,根据研究人员解释,这里会出现“反弹效应”,即资源效率的提高会降低价格并导致需求上升 – 从而抵消部分收益。

接二连三的研究都显示了同样的结论。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有着物理上限的。当然,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制造汽车、iPhone和摩天大楼,但我们不能用稀薄的空气制造它们。我们可以把经济迁移到服务业比如教育和瑜伽,但是大学和健身房都需要资源输入。一旦我们达到了效率的天花板,追求任何程度的经济增长都会推动资源利用。

这些问题将绿色增长的概念扔到了质疑之中,激进的再思考成为必要。请记住,上面每一个研究都使用了高度乐观的前提。我们今天无法实施全球碳税,更不用说每吨近600美元的碳税了,资源效率目前正在恶化,而不是更好。这些研究表明,即使我们做的一切正确,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也将难以捉摸,我们的环境问题将继续恶化。

防止这种结果将需要一个全新的范例。高税率和技术创新会有帮助,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正如经济学家丹尼尔奥尼尔最近提出的那样,人类在避免生态崩溃方面唯一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对资源使用施加严格限制(hard caps on resource use)。由国家政府或国际条约强制执行的此类上限可以确保我们不会从陆地和海洋中获取比地球可以安全再生更多的资源的上限。我们也可以放弃GDP作为经济成功的指标,采取更加平衡的措施,如“真正的进度指标”(GPI),它解释了污染和自然资产的枯竭。 使用GPI可以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效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生态危害。

但显而易见我们无可逃避。最终,要将我们的文明带回到地球的最后的资源上限内,这将要求我们从富裕国家开始,摆脱对经济增长的依赖。这可能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可怕。终结增长并不意味着关闭经济活动,简单的说就是明年我们不用制造和消耗比我们今年更多的物资。这也可能意味着缩小某些对我们的生态特别有害的部分,这些部分对于人类的繁荣是不必要的,例如广告,通勤和一次性产品。

但是终结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标准需要收到打击。我们的星球为我们提供了远超所需的东西。问题是它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更公平地分享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掠夺(plundering)地球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也许这意味着更好的公共服务。 也许这意味着基本收入。也许这意味着缩短工作周,使我们能够缩减产量,同时仍然提供充分就业。 像这些政策以及无数其他政策,对我们在21世纪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首次刊登于外交政策杂志 2018 年秋季版本。

作者 Jason Hickel 是一名人类学家,作家,和皇家艺术学会会员。 @jasonhickel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